我在美术学院工作直到退休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一些人和事却仍在我头脑里放映。记得最深的是1955年附中第二届招生。面试时对王玉珏的印象。
1953年，中南美专成立并开学后，根据传统观念和经验：艺术人才应从小选拔有天赋的孩子培养，可以提高大学招生的水平。所以1953年就已经开始筹备办附中的工作，预订文化课教师，选拔专业教师，我被调派到附中任秘书。当时最重要的是招生，以前没有办过中学美术教育，所以派出工作人员到中南各省调查和宣传，重点到美术发展较好的地区，如桂林、广州、汕头。拜访中学美术教师，开座谈会，开一些小型展览，宣传我们办学方针，招生办法等等，请他们介绍和推荐爱好美术和有美术天分的学生来报考。由于这些工作，保证了我们第一届招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生。记得各地招生组人员回来，拿出学生的速写和一些构图作品，真是很好，大家就像捡到了宝一样的快乐和兴奋！
1955年我参加了武汉考区的招生工作，除了文化课和专业考试过关之后，还要面试。这是学习苏联的经验，老师学生都是第一次採用。老师要事先阅读考生的表格和考试成绩，准备要进一步了解的一些情况，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。学美术是很重视视觉和感觉的，直面对象，一问一答，几个老师的观察一综合，可大体了解考生的思想、性格、爱好等素质情况。这是决定是否录取的一道重要关口。武汉考区的主考官是附中副校长
张信让和陈少丰老师，其次有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业务高才生韩宝琳等。其他人记不清了，一排五六位老师坐在考台后面，其实这些老师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，可就陈老师的大个子是河南佬，一口河南话，说起话来还慢慢的，他皮肤黝黑，显得苍老，考生见了免不得有些怯场，其实他是个很和蔼而幽默的人。当我们叫到王玉珏时，一个笑容可掬，红润健康的女孩子很快地走进来站在我们面前，毫无拘谨之态，主考官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后，就问他为什么考美术附中，她直白是美术老师要她来考的。问她知道那些画家，她就一边回忆如“开国大典”的画家董希文，还有苏联画报（当时国内唯一的彩色报刊，而且很便宜）上看到过的列宾、苏里可夫等等讲了不少，问她平时还喜欢些什么？她很高兴的回答：喜欢唱歌、跳舞、朗诵诗、演戏等等，陈老师提出了，你能为我们朗诵一首诗好吗？她想了一下，就大大方方朗诵了一首中学课本上的新诗何其芳的《生活是多么广阔》。这首诗是颂扬青少年憧憬的诗，想想在广阔生活的海洋里，快乐的唱歌、跳舞、演戏、快乐的在农村、矿山、工厂……工作，“要在平凡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，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，以心发现心！她神情并茂的朗诵，好像每句诗都成了她内心的追求，我们静静的听着，深受感动，接着又要求她表演一个舞蹈，没有伴奏，她表演了几个朝鲜舞的基本动作，也是有姿有态，陈老师悄悄的对我说：这妞中啊！她面试时间已经超出一般规定，可她那纯真、开朗、活泼的形象已在我脑子铭刻下来，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报名时她原叫王淑贞，而第一届一位女生与她同名同姓，问她是否愿意改个名字，她答应了，入校后改名为王玉珏。
她入校之后，我也离开附中，考上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班，两年后毕业回来，在马列教研组教学。正赶上反右运动，闹了一年，到1958年暑假迁校广州，又是大跃进，公社化运动，还要各学校自给自足，要我们制定生产自给计划。计划也没完成，又组织全院师生去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，全院除留下少量管理人员看校之外，全部混合编成四个大队，不分系和年级，分别到番禺、肇庆、新会、揭阳。我和梁世雄老师负责带揭阳大队，是最远的一队，下乡一是参加劳动，要达到下乡三分之一时数，二是参加公社化、大跃进宣传，编画村史，队史，家史，在村里当街口的路口墙面，画满了壁画，当时的劳动很重，如深翻改土，全靠手工锄头挖，到田里收割，还经常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到梯田上去收割，运来回。开始放开肚皮吃干饭，没过些时就只有红薯了，在过些时只有红薯粥了。有的老师学生吃了反酸，闹胃病，吃不饱，一直到1959年元月我们才回学校。
我再见到王玉珏时是1959年夏，在庆祝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露天师生晚会上。看到她参加演出的《白桦林》、《快乐的啰嗦》，她还参加演出了话剧《抓壮丁》，饰演一个地主太太。这时她已经是学院五年制国画系一年级的学生了。对姊妹艺术的水平也更为提高了。
她在学院担任学生会主席，又是团委委员，我了个理论教学之外，也兼任政治辅导员和团委工作，接触她的机会多些。应当说，从1959到1961年这两年多，师生的日子都很艰难。无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压力都很大。例如刚从大跃进回来，大家对农村实际很了解，大跃进公社化造成的浪费和破坏是很大的，我们回到学校，定量的口粮都减了，已经吃不饱了，可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，明明是左倾闹得，为什么又反右倾，又要大家鼓劲干，另师生一头雾水，与实际相背而行，实在想不通了，又要大家向党交心，可交了之后，又找出一些说了真心话的老师学生出来大批判，批了之后没多久又来甄别平反，搞到六零年冬，农村没饭吃了，学生有些也水肿了，只好生产自救，种玉米、花生、红豆、南瓜，办农场养猪养鸡，挖鱼塘，办疗养院。在专业教学上从1959年乡下回来，胡一川就作出了正确总结，强调美术学院是要培养高级美术人才，强调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，要恢复正常的教学，可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折腾，课堂教学难以坚持，1960年又分头下到湛江、茂名、南海，包括海军，领导头脑算清醒，一直狠抓艺术创作，一边劳动，一边创作，所以在六零年冬仍出了一些好作品。在以上这样的历史环境中，承担着学生会，团委工作的学生干部，工作是很艰巨的，他们既要把学生的文娱生活搞活，使大家精神生活丰富些，又要帮助和关心同学，共同度过困难，王玉珏总是以她那善良快乐火热的心认真的做工作，从不泄气，她像粘合剂一样，把同学团结在她周围。
我更惊奇的是在那政治运动压倒一切，劳动份量极重，她兼任了那么多学生社会活动，而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。她选的专业是中国画系人物科，工笔彩墨是主要科目，要临摹很多古代名画和练习写生，都是要一笔笔一丝不苟画在宣纸上，稍一分心，出一笔差错，整张画就废了，这种学习是要练到手脑一致，达到随心所欲的基本功。而创作课除了表现的技巧基本功后，还要有对各种社会生活的体验，形象思维联想等等创作的综合能力，这是学生提高的一道难关。1961年下达高教六十条，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更高了，如外语、体育、课后阅读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。起早摸黑，外语要念，课外文学名著、史论参考要读，专业要练，怎能不争分夺秒呢！在吃不包饭的情况下，王玉珏却临时完了（宋人白描）《八十七神仙卷》这是很多学生做不到的。而我在课室习作和各种展览看到王玉珏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，如一年级的《花鸟写生》就被学校收藏。（注一）1961年创作的《幸福晚年》，1962年创作《社员阿娣》（注二）1963年创作《山村医生》和毕业创作《农场新兵》（注三），这些作品有的被学校和中国美术馆收藏，在校内校外多次展出，特别是1963年全院师生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，受到广泛赞扬和肯定。中国画还被挑选了38幅由中央文委派谭雪生等到东欧展出，其中有王玉珏的两幅（注四）。王玉珏的优秀成绩除了她的天赋爱好和勤奋之外，就是她热爱生活，有一颗善良平和的心，她从不计较名利毁誉，总是心态坦然在平凡的生活中，不论在农村、农场、工厂或学校，她都能在平凡的事物中，发现真善美，并把它变成自己的创作，献给社会。就如面试时她朗诵的诗句“要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，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，以心发现心。”
回顾这些历史和人物，常使我感到自豪，历史将继续证明办学方针的正确，虽然尚存在许多问题，我只记忆了王玉珏一人，可附中毕业并升到了学院绝大多数是很优秀的。1963年学院学生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展出，使广州美术学院名声鹊起。也证明当时讲师团结一致辅导学生，特别是年轻教师，不论专业课或文化课教师都承担辅导员。以身作责，与学生关系就如兄弟姐妹，与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，使学生们小小离开家仍能健康成长。1963年和1964年连续两个最高批示，全盘否定美术学院，使师生遭到极大的伤害和破坏，为吸取历史的教训，我曾建议学校以“真善美”为校训，我希望艺术家要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，用你们创作的美去净化社会和人们的心！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！
附： 注一《花鸟写生》为广州美术学院留校藏品集第41页
注二《社员阿娣》同上第77页
注三《农场新兵》同上第96页
注四《幸福晚年》和《山村医生》两幅参加63年中央文委选拔的我院38幅中国画中之两幅。
柳礼桂于2009年6月15日
